文献珍品“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

差点遗失的宝贵文献

　　1907年12月25日至1909年7月26日，俄国军队上校、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遣，率领“蒙古四川探险队”在我国西部进行了一年半的“考察”，曾两次到黑水城进行挖掘，找到大量珍贵文物。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的文物大体上分为两类，器物部分收藏在俄罗斯国立爱密塔什博物馆；文献部分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俄藏黑水城文献共有8000多个编号，上海古籍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使这批珍贵的文献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名出版行世。在这批珍贵的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海宝韵》的刊布。

　　《文海宝韵》是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所获大批文献中的一种，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著名的西夏史专家聂力山就在众多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文海宝韵》。后来，这部书竟然找不到了。据说，上世纪30年代《文海宝韵》被拿去裱糊，随着聂力山和裱糊师的去世，这部珍贵文献的下落也就无人知晓。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专家出版西夏手写本和木刻本目录时均没有将其收录。几十年以后，裱糊师的家属发现了这部文献，并将其送交保存黑水城文献的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1992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开始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出版。1993年10月，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代表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拍摄俄藏黑水城文献。《文海宝韵》是中方首先拍摄的一种，其全文被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七册中。由于《文海宝韵》印刷时所使用的纸张是宋代公文旧纸，其背面的宋代官方文书同样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2000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将这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使这批重要的宋代军事档案重见天日。

研究宋代西北军政的一把“钥匙”

　　据《俄藏黑水城文献》“附录”介绍，这批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宋写本，未染麻纸，共109页。每页约高29.5厘米，宽37.5厘米。行数不一，字有大小。楷、行、草书皆具，非一人所书，黑色大多浓匀。有朱笔与朱、黑印。原系长短不一的卷轴装或单页文书，为西夏所得后，裁切成一般大小，并于纸背刻印西夏文蝴蝶装《文海宝韵》。入藏俄罗斯后，按《文海宝韵》的页码顺序装订成册，偶有错简。

　　北宋以鄜延路为中心的陕西延边地区长期是抗击西夏的主战场，两宋之际又是宋夏金三方争夺的焦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从宋朝的角度为我们展示这一历史画卷。这批宋代文书一类是北宋末年范致虚组织陕西六路军马进行勤王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一类是北宋末年为防止西夏入侵而设立的“统制司”文书；一类是南宋初年王庶在西北地区组织抗金的“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文书；一类是两宋之际仓司诉讼文书。同时还有一部分文书涉及到北宋末年士兵升迁和南宋初年军装请领、扭折等情况。

　　传世的宋代典籍资料关注的是上层社会的活动，对基层社会的情况则很少涉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为两宋之际西北地区鄜延路的军政档案，无疑为研究宋代基层军事体制的运行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这些文书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诸多问题，对于研究北宋后期军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传世的宋代典籍材料中关于宋代将兵法的材料异常丰富，这对于全面了解宋代将兵法的总体情况提供了可能，但描述都是粗线条的，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109页文书，绝大多数是第七将文书，目前尚未发现有如此丰富的材料集中到宋代地方上的某一个“将”，这为细致地解析两宋之际的“将兵法”在陕西的实施情况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还为研究宋代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通过对其草稿制度、贴黄制度、催办制度、保密制度和点检制度等的研究，可以发现宋代文书制度异常严密，在中国文书制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批珍贵的宋代军事档案的公布，迅速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为研究两宋之际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提供了一把神奇的“钥匙”。

“如何流入黑水城”是个历史之谜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为宋代鄜延路地区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档案，是如何落入西夏人手中？如何被二次利用来印刷西夏文的《文海宝韵》？又如何流落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黑水城？这也许如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一样，永远是一个无法确知的历史之谜。

　　当然，这并没有妨碍学者们试图解开这一谜底的艰辛探索。孟列夫的汉文版《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导言》曾这样推测“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来由：“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军队袭击时被抢走的”，推测西夏军队的抢掠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的原因。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自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西夏军队直接入侵鄜延路的文献记载。白滨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一文曾经探讨过这批文书的产生时代与历史背景，指出文书年代起自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1118年），止于宋高宗建炎五年（1131年），另外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刻本蝴蝶装《维摩诘所说经》封套裱纸中析出了《阜昌三年秦凤路第七将请发遣状》和《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将呈状》两种文书（阜昌为金朝册立刘豫“大刘皇帝”年号，阜昌三年即公元1132年），由此推知这批文书落入西夏之手是在1132年之后。至于这批文书落入西夏之手的原因，他认为应从这个时期宋与西夏和金的军事关系着手分析。1131年金集结重兵，攻打陕西，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陕西尽入于金”，然而金兵占领陕西以后并未对西夏履行当初承诺割陕西北部地给西夏的诺言，而是依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把“既弱西夏”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西夏曾出兵助金攻宋，并从金兵占领地掠夺战利品。他认为西夏实际上是“盖畏其威，亦欲从而掳掠也”（《中兴小记》），“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过对金占领地的攻占，这大约是这批文书所获之由来”。换言之，白先生认为西夏是从“金占领地”掠取到这批文书的。

　　也有学者认为，北宋与西夏在政权交往上是不平等的。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由于当时宋与西夏都被长期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双方议和停战。北宋承认了西夏政权的独立地位，并册命元昊为夏国主；同时，元昊也被迫同意接受“永为宋藩辅”的屈辱条件。正因为如此，元昊不愿北宋使者到其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以免自己在外交礼仪上陷入“拜诏书”之类的尴尬境地，只让北宋使者住在宥州（旧治在保安军西北100余公里）。宥州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嘉宁军司的治所，李元昊时，统领有五万精兵，主要与北宋的鄜延路、麟府路相对抗。对此，北宋也针锋相对，指定保安军（在城或顺宁寨）接待西夏使者。这样一来，宋、夏之间的交聘、移牒就形成了固定的“保安军——宥州”模式，即双方公文及双边交涉只能限定在“保安军——宥州”进行，而不能直达“保安军——宥州”以外的任何机构和地点。这样，有学者推断这批宋代文献可能是通过和平途径进入西夏地区的。但这种论断似乎忽视了宋夏交往中一般文书和特殊文书的区别。宋夏交聘、移牒的“保安军——宥州”模式似乎更适应于一般文书的往来，而“军政”文书中多件文书涉及到士兵调遣、军装发放、军员处置等重大军事机密，宋朝不可能外泄给西夏。由此可见，白滨先生的“战利品”说，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

　　那么，这批宋代文献又是如何流落到黑水城的呢？目前学术界一般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的数量、品种等来判断，黑水城不仅是西夏西北边防军事重镇，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推导，则这批重要的宋代文献是被西夏运到黑水城地区以后，在黑水城被印成《文海宝韵》，而后被藏入科兹洛夫所挖掘的“伟大的塔”的。而白滨先生则认为：黑水城文献中除属于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或寺庙收藏的元代图籍档案外，其他文献基本上是元灭西夏战争中从西夏腹地、河西走廊等地区收集的西夏王朝公私藏书、档案文书，之后辗转运送到元朝后方亦集乃路总管府或当地寺庙中保管的。在明初的战乱中，这些材料又被北元或当地寺庙分别收藏在佛塔和寺庙中，直到20世纪初，始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

　　2000年，一批宋代公文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作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六册出版，为学术界研究两宋之际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批重要的宋代军事档案重见天日，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本报记者 汤俊武